第四节
对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危机最明显最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极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社会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这一点，当然是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们所绝不愿意承认的。为了欺骗劳动群众和替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散布各种各样的“理论”，掩盖经济危机的真实原因，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据统计，还在本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于工业危机原因的解释，就已经达到 230 种之多，这种众说纷纭的混乱状况，清楚说明了他们对危机问题的完全无能为力，以及他们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卑劣和穷乏。
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认资本主义社会有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 年），就是这一派人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观点还得到了李嘉图的费同和支持。萨伊说：“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萨伊的这个观点，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需要是由生产自身决定的，需要与供给是同一的。这也就是说，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至少市场一般存货过多的现象，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到，萨伊的上述观点是立足在直接物物交换的基础上的。的确，在物物交换的场合，买和卖是统一的，需要和供给是一致的，因而不会产生危机的可能性。但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并不是直接的物物交换，而是最发达的商品流通。在这里买卖脱节不仅具有充分的可能性，而且还具有了现实性和必然性。萨伊把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远古时代直接的物物交换混同起来，并以此否认危机的可能，这是完全错误的。
萨伊的上述观点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被事实所否定。事实是：自从 1825 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每隔十年左右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
和萨伊、李嘉图等人相反，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却把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消费不足，而个人消费不足则是由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引起的。
西斯蒙第的功绩在于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谴责了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然而由于他并没有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因而也就无法说明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
我们知道，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这种现象就一直存在着。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人民群众的消费同样是不足的，但并没有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唯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用这种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不足的事实，是不足以说明经济危机这种新的现象的。
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危机周期爆发的事实，迫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危机的存在，但对于爆发危机的真正原因，他们却始终不敢正视，而是用各种办法来加以曲解。他们总是把危机发生的原因，解释成与资本主义制度毫不相于的各种偶然因素，说什么只要去掉这些偶然因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可以消除危机；而每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时，他们却又大肆宣扬那种所谓资本主义“永久繁荣”的神话。
例如，英国庸俗经济学家约翰·穆勒（1806—1873 年）就企图把危机说成是由人们的心理状态变化引起的。他说：“商业恐慌的病根，并非钱袋问题，乃是心境问题。”据他说，在复苏阶段，资本家的心情普遍乐观，于是引起了过分的投机，而“投机过分”必然遭到失败，这就引起了普遍悲观，因而爆发了危机。
这完全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已经丧失了起码的科学态度，变成了奇谈怪论的制造者。
即使我们考虑到危机前夕或危机到来时，资本主义世界人们心情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深危机，但从根本说这只不过是当时市场混乱和利润低落的反映，是危机所造成的派生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把人们心理状态的变化当作危机的原因，恰好是倒果为因了。
另一个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杰芬斯（1835—1882 年），还企图用自然现象来解释危机的原因。他认为，由于太阳黑点的出现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动荡。而太阳黑点的增多一般是以十年为周期的，因而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经济危机。
这更是一种奇谈怪论。谁都知道，太阳黑点的变化，不管地球上有无资本主义始终都在进行着，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和以后的社会里，并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发生了这种空前绝后的现象。所以，危机的发生和太阳黑点的变化是毫不相干的，而是和资本主义制度密切联系着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不可分离的伴侣。从资产阶级的这种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现象不是从社会本身去寻找原因，而是到自然界去发现“论据”。这不仅不会对他们有丝毫帮助，恰恰相反，倒是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们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已经多么穷极无聊。
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企图用流通领域中的一些现象来说明经济危机的原因。
例如，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费雪（1867—1947 年）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信用紧缩引起的。按照他的说法，在周期的高涨阶段，由于市场情况良好，商品价格上涨，利息率较低，因而增大了资本家投资的兴趣。但是，随着资本家投资的增加，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日益增多，而借贷资本的供给又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于是引起了信用的紧缩和利息率的提高。这时，资本家就不愿意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了，于是就爆发了经济危机。
不难看出，费雪分明是把属于危机本身的一些现象，当成了危机的原因。其实，利息率的高低并不是投资规模的主要调节者。如果利润率很高，市场情况良好，即使利息率提高，只要资本家有利可图，仍不会使投资减少；反之，在利润率很低、商品销售困难的情况下，即使利息率降低，也不会使投资增加。所以，影响投资规模的，主要是利润率的高低和市场情况的好坏，而不是利息率的高低。
至于在危机前夕发生的支付手段的极端缺乏和利息率的迅速提高，则完全是由商品生产过剩，找不到销路所引起的。资本主义信用的紧缩，只是生产过剩危机的信号和表现，而不是它的原因。马克思说：“信用的伸张和收缩，不过是产业循环周期变化的症状。政治经济学（指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编者）会把这种症状看为是产业循环周期变动的原因，不说别的，单有这点，已经显示出它是如何浅薄了。”
上述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各种“理论”，当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阶段以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和深刻化。1929—1933 年期间所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严重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同时也彻底粉碎了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发展的一切谬论。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它一方面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失业和危机的现实，另一方面又要提供一套方案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把资本主义依然宣布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终于产生了，这就是凯恩斯主义。
英国的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 年）是资产阶级最忠实的辩护士，是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最主要的代表。美国的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对凯恩斯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我们可以驳斥凯恩斯提出的个别命题，但是如果我们推翻他的整个体系，那我们便会错过挽救资本主义的最后机会。”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那样推崇凯恩斯的“理论”的原因。正因为凯恩斯的“理论”在资产阶级看来，具有挽救资本主义的作用，所以它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便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据凯恩斯看来，经济危机决定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1）消费倾向；（2）资本的边际效率；（3）灵活偏好。在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资本的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的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
为了揭露凯恩斯的危机理论的反动实质，必须首先了解以上他的所谓三个基本的心理“规律”。
所谓消费倾向“规律”，凯恩斯是指随着就费和收入的增加，人们的储蓄欲望也在加强，在收入增加的部分中，人们用于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而用于储蓄的部分越来越多。这就造成了消费需求的不足，即对消费资料需求的不足。
个人消费需求不足，可由投资的增加来弥补，首先是由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来弥补。但是，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投资需求的增加，要受资本“边际效率规律”的限制。
所谓资本的边际效率，凯恩斯是指资本家对于资本未来收益的心理预期，即对新增每一单位资本的预期的利润率。而资本的“边际效率规律”则是：在技术装备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率就降低。当资本的边际效率降低到利息率以下时，资本家就停止投资。至于利息率的变动，凯恩斯则认为是受“灵活偏好规律”制约的。
所谓灵活偏好，他是指人们愿意以货币形式保存财产的心理倾向。因为人们有货币在手就比较灵活，可以用货币增加消费和预防危险，“也可以用货币进行投机，所以人们也就偏好货币。而”灵活偏好规律"是指，在货币的供给一定时，利息率受货币的需求决定，即受灵活偏好决定。灵活偏好越强，则利息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凯恩斯是怎样以他的所谓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来建立他的危机“理论”的呢？
凯恩斯认为，当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周期的高涨阶段以后，由于投资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率在降低，但这时资本家对于资本的未来收益还非常乐观，以致不顾资本的大量积累和生产成本的日益提高，仍在尽量增加投资。一旦幻想在过度乐观和过度买进的市场上破灭，有组织的投资市场就为极度悲观的气氛所笼罩，资本家受这种气氛的支配，又过分低估了资本的未来收益，于是造成了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随着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资本家对于未来失去了信心，这就必然促使灵活偏好加强，从而使利息率提高。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和利息率的提高相伴发生，就会使投资迅速下降，生产急剧缩减，失业大量增加。这就是凯恩斯对于危机原因所作的极其庸俗的解释。
不难看出，凯恩斯的这一套离奇的论调，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它不过是前面已经批判过的各种滥调的拼凑和翻版。
凯恩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由“消费倾向”、“灵活偏好”这样一些心理因素所引起的个人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关于个人消费不足不能成为危机的原因，我们在批判西斯蒙第时，已经作了说明。不过凯恩斯和西斯蒙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把消费不足的原因归结为储蓄的增加，仿佛人们在收入增加的时候，储蓄的欲望也在加强，在收入增加的部分中，用于增加个人消费的部分没有用于增加储蓄的部分多。在这里，凯恩斯故意抹煞了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阶级性质，把资本家的消费和工人的消费混为一谈，并用“人类本性”喜欢储蓄来解释消费不足。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增加储蓄的只有那些占有日益增多的剩余价值的少数资本家，至于广大的工人群众，由于他们日益贫困，储蓄的可能性是极少的，如果有一点的话，那也是小额零星储蓄，与凯恩斯妄图“论证”的问题实际无关。非常明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剩和工人群众的消费不足，绝不象凯恩斯所说的那样，是由于什么“人类本性”喜欢储蓄的结果，恰恰相反，是由于他们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日益贫困的结果。凯恩斯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消费不足，把消费不足的原因又归结为储蓄增加，是故意颠倒黑白，是完全错误的。
至于把危机的原因说成投资不足，就更加荒谬了。在危机期间，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商品滞销等等，并不是由于投资不足，而是由于投资太多、资本过剩。马克思早就驳斥过那种认为危机起因于投资不足的谬论。他写道：“把这种情况（指危机期间发生的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商品滞销等现象。——编者）认为是由于生产资本的缺乏，是再错误也没有的了。生产资本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有了过多。这种过多一方面是和正常的但已经暂时收缩的再生产规模相联系来说的过多，一方面也是和已经萎缩的消费相联系来说的过多。”
凯恩斯对投资不足的原因的解释，也同样是荒谬的。他认为，投资不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不足，乃是由于利润率的变动和利息率的变动不相适应所引起的。他企图使人相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利润率的趋于下降，利息率虽然也在下降，但下降的程度却不如利润率大。因此，随着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差额的缩小，投资将逐渐减少，而当利润率下降到和利息率相等或低于利息率时，则投资便完全停止。
在这里，凯恩斯把利息和借贷资本的运动完全割裂了。他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要把利息说成是取决于“心理因素”，即取决于人们对货币的灵活偏好。在他看来，人们对货币的灵活偏好，使人们必须取得一定的利息才肯贷出货币，因此，不管货币资本的供给怎样充裕，利息率的降低总是比利润率缓慢的。这样，凯恩斯就把利息看作是一种“纯粹货币现象”，从而也就人为地割裂了利息和利润的联系。但是事实上利息不过是利润的一部分。
既然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所以不能把利息和利润作为两个彼此无关的量对立起来。在一般情况下，利息量是取决于利润量的。当利润率上涨时，资本家对于借贷资本的需求增大，从而也使利息率上涨；反之，当利润率下降时，利息率也随之下降。可见，正是利润的运动规定了利息的运动，而不是相反。
至于说到利息率下降的程度不如利润率大，也是完全违反事实的。事实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食利阶层的人数日益增加，从而使借贷资本的供给不断增大；同时，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社会各个阶级的货币储蓄被银行网动员起来用作借贷资本，这也增加了借贷资本的供给；另外，在资本主义总危机阶段，企业经常开工不足，有利的投资场所日益缩小，也造成了借贷资本的供过于求。这些情况都决定了利息率比利润率下降的程度大。因此，凯恩斯把投资不足的原因，归结为利润率比利息率下降的程度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其实，对资本家来说，投资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的对比，而是取决于现有的利润率水平。如果利润率高或有上涨趋势，则投资自然增加；反之，如果利润率低或有下降趋势，则投资自然减少。
凯恩斯用他捏造的所谓“资本的边际效率”来解释投资动态，并用资本家心情的变化来解释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这就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其实，凯恩斯的这种论调并不新鲜，它不过是前面我们已经批判过的约翰·穆勒的谬论的变种。
凯恩斯的危机理论虽然极其荒谬，但对垄断资产阶级却非常有用，因为它给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根据。按照凯恩斯的意见，由于资本主义结构本身存在着缺陷，不能自动地保证他所捏造的上述三种心理因素的相互配合，从而也就不能保证消除危机和失业。因此他主张通过国家来调节经济，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这三种心理因素的相互配合。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各种“反危机”方案，其基本精神就是鼓吹国家干预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作有利于大垄断资产阶级的调节。这些方案在当前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中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依据。
凯恩斯所拟定的“反危机”方案，是和他的危机理论密切相联的。他认为只要采取措施，鼓励增加消费和投资，保证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就可以防止危机的发生。为此，他提出了以下的办法：加强军备竞赛和实行经济军事化；加紧推行可以将危机输往他国的对外经济扩张；扩大政府开支和实行通货膨胀；通过降低贷款利息和减免税收以及由国家提供定货、津贴等办法来鼓励私人投资；以对大垄断资本集团最有利的形式进行国家投资；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等等。
诚然，加紧实行军备竞賽和国民经济军事化以及对某些公共工程进行国家投资，的确给垄断资本家开辟了一个特殊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垄断资本家可以获得比普通市场高得多的利润。同时，这个市场的扩大，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和生产能力的增长同广大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支撑作用只是临时性的，它最多只能在短时期内推迟生产过剩危机的来临，而不能最终阻止危机的爆发。从长远来看，扩大政府开支，必然导致更为深刻的危机。因为政府开支的款项实际上都是来自广大劳动人民的税收负担，扩大政府开支，无论是实行赤字财政还是实行通货膨胀，归根结底都是加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搜刮和掠夺，使他们的实际收入日益降低，生活更加贫困，从而使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使危机更加频繁和深刻。
另一方面，扩大政府开支，不管是用于军事生产还是用于公共工程，其结果都会使一些生产部门片面和畸形发展，使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更趋剧烈，使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正常条件遭受破坏，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迅速到来。
由此可见，凯恩斯及其迫随者为救治资本主义而开的药方，除了帮助垄断资产阶级加紧向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攻以攫取高额利润而外，别无其他内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灭危机是不可能的。要消灭危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